面對西湖，背靠葛嶺，北山路上靠近斷橋處，有一幢名為“秋水山莊”的洋樓。

   上世紀30年代，這里是報業大亨史量才的住宅，秋水之名，源于他的夫人沈秋水。

   1934年11月13日，從秋水山莊回上海的路上，史量才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同行的一名朋友和司機也同時被殺。不過，腥風血雨過去了88年，山莊依舊在，史量才之名依舊在。

   從封建社會科舉走出的史量才，身具“兩重歷史和兩種文化”的屬性。根深蒂固的儒家濟世、民本思想，讓他立志以天下為己任；接受新式教育，又讓他打開了視野，觀念頗為新穎。

   作為特殊年代的文化連接者，史量才選擇了辦報救國的道路。他是一名報人，更是一名愛國斗士。

史量才。圖源：網絡

   一

   史量才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內憂外患、國難日重之時，清廷覆滅、軍閥四起、日軍入侵……一大批身處其間的愛國知識分子，都在尋找不同的救國道路。

   有著強烈愛國精神和斗爭精神的史量才自然不例外。

   1903年秋，23歲的史量才從杭州蠶學館（今浙江理工大學）畢業。年輕人總是夢想著闖蕩一番，畢業之后的史量才，選擇了到大城市尋找事業的落腳點。

   當老師、辦學校，兼職報社主筆，這段“滬漂”經歷，讓他有機會結識了黃炎培以及一批“海歸”，在交流中眼界和思維被進一步打開。

   當時，上海報業進入快速發展期。親眼目睹輿論在社會上的巨大作用，史量才的重心，也從教育轉到了報業，希望以輿論之影響力，影響更多的國人。

   1912年，史量才接手《申報》。他常對同事說：報館之責在辨明是非，報館之責在提倡公道，國家賴輿論以匡救，社會賴輿論以改進。

   他摒棄以往市井的瑣聞屑談，大膽聘用黃遠生、邵飄萍等著名記者作為特約通訊員，并開辟專欄，揭露種種丑惡行徑。

申報館舊影。圖源：網絡

   五四運動后，《申報》對此開展連續報道，并配發評論：“國人共奮，萬眾一心，尚何國事不可挽救者”，贊揚學生愛國熱情。6月11日，陳獨秀被捕后，《申報》在17日發表評論《北京之文字獄》，旗幟鮮明地抨擊北洋當局。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在此后的團結御侮的浪潮中，史量才被推舉為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會長，他說：“立誓生不做亡國奴，死不做亡國鬼……不如奮勇向前，抗戰救國。”

   史量才利用《申報》平臺，發布募捐物資的啟示，支援十九路軍抗擊日本侵略者，同時在報紙上連續發表抗日救亡的消息、評論，呼吁全上海民眾聯合起來，堅持抗戰，收復河山。

   我筆寫我心。對知識分子來說，文字是他們最值得信賴的武器。“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國有危難，救亡圖存的擔當精神和使命感，在一代代愛國知識分子的心中傳承、激蕩。

   二

   史量才選擇創造一個平臺，義利兼顧，以品牌的影響力擴大輿論的影響，以“史家辦報”的態度記錄歷史，以立場鮮明的言論引導輿論，堅守人格、報格、國格，在風雨飄搖的歲月里秉筆直書。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面對深重的民族危機和全民抗日的高潮，史量才要求報紙改變從前溫吞隱晦的語言風格和冷淡觀察的態度，力圖“為社會、為歷史辦一較有權威的言論機關”。

   言論向來被稱為“報紙的心臟”，代表著一社之觀點，引領讀者思想的變遷。史量才以《申報》為平臺，聚集了魯迅、茅盾等一大批擁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對腐敗社會進行了強烈抨擊。

   1933年上半年，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對江西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圍剿”。陶行知以“不除庭草齋夫”的筆名在《申報》上連發《剿匪與造匪》《再論剿匪與造匪》《三論剿匪與造匪》三篇時評。

   “對殺人放火，奸淫擄掠之日軍，既委曲求全，禮讓言和，請其撤退；獨對于國內鋌而走險之人民，則竟動員大軍，大張撻伐。此誠吾人所不解者也。”

   三篇時評無異于三支冷箭，蔣介石大為惱火，對《申報》“禁言”停郵35天。

   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在一次次面對矛盾和沖突時，史量才說“你有百萬大軍，我有百萬讀者”，始終站在民眾這一邊，是他堅持敢于斗爭的底氣。

   茅盾曾在《多事而活躍的歲月》中寫道：“延續了兩年的《申報·自由談》的革新，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應當大書一筆，在革命文學的發展中，起著沖鋒陷陣的作用。”

   三

   史量才認為，報紙作為文化產品之一，天然有著教化大眾的使命。黃炎培曾這樣評價他：“先生獨著眼社會事業，以為一國之興，文化實其基礎；而策進文化以新聞為先鋒。”

   1931年，史量才創立了《讀者通訊》欄目，與當時的精英辦報理念不同，講究文字上的通俗易懂，口語化的表達方式讓稍微識字的人也能看得懂。這種方式，有利于打破知識、信息的傳播壟斷。

   當時，《申報》還開辦了各種增刊專刊，內容涉及政治、軍事、藝術、人文等各方面，源源不斷輸出新鮮而接地氣的知識訊息。

   此外，他請來了一批作家撰寫時評、雜文。這些文章所傳遞的觀點，對當時社會啟迪民智起到重要作用。

   在史量才掌舵的22年間，《申報》的發行量從7000份飆升至15萬份。當時江南一帶習慣把所有新聞紙稱作“申報紙”，而報界中流傳著這么一句話：“談中國報紙必談《申報》，談《申報》必談史量才。”

   九一八事變后，史量才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抗日進步力量來往密切，《申報》成為進步勢力在上海的輿論陣地。也正因為如此，腐蝕拉攏、威逼利誘均告無效后，1934年，史量才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申報》刊登史量才先生噩耗。圖源：網絡

   秋水山莊西南方向五六公里處，西湖群山之中，有一處略顯寂寥的地方，史量才便安葬于此。章太炎在為史量才寫墓志銘時寫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魚。子承其流，奮筆不紆。”

   以一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客觀公正記錄現實，史量才“史家辦報”思想，與中國新聞人“鐵肩辣手”的情操一脈相承。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史量才的辦報思想多少有著時代局限性。但在時代的變局中，史量才堅守了知識分子的底線，用言論激勵國人抗戰，以行動投入救國運動，其愛國精神和勇于斗爭的內核，依然值得學習和傳承。

   “筆桿無多重，無志拿不動。”無論新聞傳播技術如何變化，都不能忘記為誰落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