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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同一條文化河流，誰應先跳下去？

潮新聞·錢江晚報記者馬黎長期關注良渚古城考古工作，至今已有12年。

“考古記者，既要聽懂隱秘不可察覺的聲音，了解考古不存在‘突然發現’，又要理解公眾對‘突然發現’的期待。”

做了這么多年考古報道，她有一個心得：讀者應該和考古工作者跳入同一條文化河流。那么誰先跳下去？她說：記者。

馬黎向“我在現場”欄目來稿，講述她與良渚古城的故事。

本欄目長期征稿，征稿信息附文末。

我在現場 | 請問：同一條文化河流，誰應先跳下去？

（一）

“馬黎，你現在什么感受？說一句真心話吧。”2019年7月6日，浙江衛視紀錄片導演史魯航在良渚古城遺址申遺現場，突然將鏡頭對準我。

“很焦慮，也很激動……”

2019年7月6日，馬黎在申遺現場采訪。

10分鐘前，阿塞拜疆文化部長手中的小槌子，剛剛敲下，一錘定音，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

現場熱鬧，我卻看到了不一樣的角落。

良渚古城重要發現者劉斌坐在我身邊，靜靜打開手機備忘錄開始寫日記。良渚申遺重要的幕后推動者李新芳女士哭成淚人，面對鏡頭，擺擺手，轉過頭。

落錘那一刻，身邊的劉斌正在寫日記。

良渚水利系統的王寧遠跑到場外。“你哭了嗎？”我追到他身邊問。“哭？我怎么會哭？”他笑了，“我們考古人，就是這么淡定。”停頓一秒，“考古人七八十年的工作，得到社會上很高的評價，很高興。最想說的是，何其幸也，與有榮焉。”

申遺成功后第二天，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長鄭建華問道，為何現場照片里劉斌旁邊的那位女記者看起來表情沉重，好像不高興？

其實那一刻，我在糾結到底是鼓掌，還是寫稿？是拍照，還是笑？百感交集。

（二）

2012年4月1日，從事新聞工作的第3年，我進入錢江晚報做文化記者。

良渚遺址考古進展，是我的第一條新聞。4月13日，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遺址評上了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幾天后，我前往考古工地，第一次看到了在現場發掘的考古人。

良渚考古，是我跟蹤時間最長、記錄最完整、探索最深入的內容。我見證了考古工作者10多年來的艱辛不易，見證了他們的工作如何被世界一步步承認，見證了新媒體的發展對考古報道帶來的變化。

學戲劇影視文學的我，與完全陌生的考古結緣，如今已12年。浦江上山、余姚井頭山、杭州良渚、慈溪上林湖、紹興宋六陵……萬年浙江，我都在考古現場感悟體會。

2020年5月22日，馬黎在浙江余姚井頭山遺址10米深的考古工地。

（三）

2013年冬天，王寧遠告訴我，他的良渚考古隊正在做關于石頭的調查。聽聞消息，我馬上奔了過去。沒有新聞性，沒有新發現，只是考古隊員日常工作和學術研究，也得不出任何結論——在很多人看來，沒什么“價值”。

我們在良渚做古城城墻鋪底墊石的搬運試驗，模仿良渚人一擔一擔來回運輸石頭，計算良渚人一天的工作量，分析良渚人是從哪座山上采集的石頭，選哪一種石頭。

有人會問，為啥對石頭的調查這么興奮？

因為2006年，考古學家就是因為沒有輕易放過一層普通的石塊，最終“石”破驚天，“撬”起了中華第一城，發現了一個5000年前的早期國家。

考古人王寧遠模擬良渚人如何找石頭。

劉斌多次提到他老師張忠培的一句話：被材料牽著鼻子走。當某一種材料能觸動你，就要把它搞明白，要被它牽著走。“考古就是教我們怎么樣去追尋遺跡，怎么樣去發現它的功能，最后引向科學。”

我接著問：什么是好材料？

劉斌說，挖到一個洪水層，沒有人關注，因為沒有寶，但實際上，它解決的正是時間段的問題。宋六陵的考古領隊李暉達在現場說：“那次看到拐角，我差點笑出聲，因為這就是我們腦子里龜頭殿的拐角。”1986年，良渚反山王陵領隊王明達發現14號墓的墓坑時，特意留下墓坑線，拍了一張照片。這根線，在普通人看來，并不稀奇，在考古學家眼里——太漂亮了。

這個土跟外面的土有什么區別？外面是墓坑線，里面是棺槨線。劃出這兩條線，是本事。

反山遺址14號墓發掘留下的墓坑線。

良渚城墻的鋪底墊石。

讓考古人心動的，是洪水層、石頭、墓坑線、拐角——對考古活動要揭示的問題有價值的材料就是好材料。這跟普通人想象中的“挖寶”，完全不同。

這也是我的好材料。

（四）

朋友和同事經常問：這次又發現了什么寶貝？我總是說不出讓人“滿意”的答案。

考古報道的價值和意義在哪里？僅僅是追逐“最”“重大”和熱搜嗎？沒有重大發現的時候，沒有故事可講的時候，怎么辦？

讀者往往需要故事，好看的故事；在意寶貝，多少錢，多少年，多少最，以及“外星人”式的傳說。而考古人在意的是遺跡——遺跡大于遺物；考古是科學，考古是一門學科。但讀者往往“看”不到這些。

2019年，我寫過一個杭州德壽宮遺址的最新考古發現：一只秦檜家的馬桶。第二天，這條報道就收獲了很好的傳播效果，收到很多讀者的留言：腦補了一部電視劇。

簡言之，就是類似德壽宮這樣的歷史大IP寫作，很容易成為爆款，因為資料足夠充足，話題足夠引流，但記者應該警惕這種從書本到書本，從你言到他言的寫作，回到現場。

考古記者，既要聽懂隱秘不可察覺的聲音，了解考古不存在“突然發現”，又要理解公眾對“突然發現”的期待，理解公眾八卦本性。

（五）

考古不是經常有“重大發現”的，“一醒驚天下”，但要“醒”很多年。考古工作的特點，是回到現場，看見隱秘的角落，讓歷史“醒過來”。

2017年2月，考古學家牟永抗去世。學生方向明在整理遺物時，發現了三只抽屜式的小木箱。我跑去辦公室，打開一只只“中藥包”：野外采集的器物標本、生銹的大頭針、發黑的小橡皮、只剩半截的鉛筆頭……一位考古學家一生的軌跡。“沒有野外，就沒有生命。”牟先生的話，就在耳邊。

2017年2月24日，考古學家牟永抗先生去世，留下三只小木箱的故事。

一次，我翻開考古學家王明達先生的“小本本”、考古報告手稿，細節豐沛而駁雜。不是簡單的檔案，不是冰冷的水泥森林，而是大量細節引得讀者如我，多次在線索里破案、想象：上得工地，下得廚房，雨跑雪跑游泳一個不肯落下的所長方向明，又是考古圈的畫畫高手。畫良渚琮王身上8個“神徽”時，他在想，為什么這一面良渚人多刻了一根手指頭？良渚玉器里發現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端飾，到底是不是良渚人身份的象征？

要讓歷史醒過來，需要漫長的時光、辛勤的付出、不斷的思考。任何一個現場的背后，都有還可發掘的故事和意想不到的細節，它們會輔助還原一個更為真實的“現場”。這個現場跨越時空，是歷史和當下的重合，是今人和古人的對話，是讓讀者獲得更多層面的信息和情感。文化的“留白”，正是讀者所感興趣的，而我們需要補白。

（六）

2020年7月6日，良渚申遺成功一周年，我出版了《看見5000年——良渚王國記事》，用近十年的追蹤現場，講述了良渚考古人和石頭、土的故事，獲評了2020年度中國好書。

2020年出版《看見5000年——良渚王國記事》。

2021年出版《考古浙江——萬年背后的故事》。

去年，新書《良渚詞典》出版，我選了105個條目，再次拼起碎片。史前文化除了考古學家描繪的壯闊圖景外，最多的就是碎片：我們看到破碎的陶器是碎片，完整的陶器、石器也是碎片，甚至精美的玉器也是碎片。雖然在物理上成為碎片，但是殘存的信息，可以憑借人類的經驗和科技的力量得以部分還原。而記者所做的，就是拼圖，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