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8日，中央紅軍進入陜北到達吳起鎮張灣子村。“紅軍一個高個子首長借宿在我家，我父親為他做了3碗剁蕎面。”73歲的張瑞生從小就聽父親講這段故事，紅軍離開時還留下一個保暖瓶。后來才知道，那晚借宿的高個子首長就是毛澤東。

“鑼鼓響來秧歌起呀，秧歌起呀黃河唱來……”在陜北吳起縣的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紀念館，小講解員白嘉妮唱起當年迎接紅軍到達吳起的歌曲，臉上洋溢著笑容。

為什么中央紅軍會將落腳點選在陜北？

“紅軍落腳陜北，既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選擇，也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選擇。”延安大學澤東干部學院副院長高鳳林說，這一落腳點的選擇，與兩份報紙和一塊根據地密不可分。

在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事實上，自離開江西蘇區開始長征以來，從湘西到川黔邊，再到川西，中央一直在選擇落腳點，卻都因為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和時局變化而未果。

“下一步紅軍往哪里走？”正在這個問題迫在眉睫時，兩份刊登著陜北紅軍活動消息的報紙讓毛澤東等領導人眼前一亮。

“蔣令五省各部隊圍剿陜北共匪”“陜北軍事形勢轉變 劉子丹徐海東有合股勢”，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里，記者看到了印有刊登著這兩條消息的《西京日報》和《大公報》的展板。

1935年9月，在哈達鋪會議上，毛澤東高興地說，那里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那里就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要振奮精神，北上抗日，到陜北去……

在這之前，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共產黨人在陜甘根據地的武裝斗爭正如火如荼。隨后，徐海東等人領導的紅二十五軍到達陜北后，與陜北的紅軍組成了紅十五軍團，進一步壯大了根據地的武裝力量，為中央紅軍落腳陜北提供了有力支持。

“中央紅軍經過長途跋涉抵達吳起后，革命斗志依然昂揚，但是身體已經疲憊不堪。根據地人民傾囊相助，籌集糧食、縫制棉衣、救治傷員，積極支持中央紅軍。”高鳳林說。

因為兩份報紙選定了長征的落腳點和根據地，看似偶然，實則是歷史必然的選擇。

“首先，落腳陜北，因為陜北有一塊穩固的革命根據地，有各級中共組織和蘇維埃政權，有一大批領導骨干和優秀干部，有劉志丹和徐海東等人領導的紅軍。”高鳳林說，另一方面，陜北也是對日作戰的前進陣地和可靠后方，落腳陜北有利于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同時，因為陜北具有濃烈的革命氛圍和深厚的群眾基礎。此外，陜北特殊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有利于保存和發展根據地實力。

落腳陜北后，中共中央將陜甘根據地發展為陜甘寧根據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隨著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陜甘寧根據地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奔赴華北抗日前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成了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兩份報紙、一塊根據地，成就了紅軍落腳、立足、再出發的傳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