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32頁，我們看到這樣一段話：

   除了《新青年》以外，積極提倡新文化、傳播新思想的報刊，還有《每周評論》《國民》《新潮》《少年中國》《建設》《星期評論》《改造》《晨報》《京報》等。

   《京報》由邵飄萍于1918年10月5創辦，自任社長。15天后，由北京進步學生團體“學生救國會”創辦的《國民》雜志社成立，和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一起，邵飄萍到場祝賀，并與徐悲鴻一起被聘為顧問，李大釗則為指導。

   《我們的學史筆記·理想篇》就從這里開始，走近邵飄萍、雷燁、潘漠華等勇士，他們以筆為戈，他們勝抵十萬軍。

邵飄萍：新聞救國的猛將

   在東陽市南市街道紫溪村、金華市區旌孝街和上浮橋，都有邵飄萍故居或紀念館。他在東陽出生，在金華市區成長、求學。從省立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師范科畢業后，受聘任金華中學堂（金華一中前身）歷史、國文教員。

   邵飄萍在求學時就已開始為報刊撰稿，萌生“新聞救國”理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毅然辭教，全身心投入“新聞救國”事業，擔任過《漢民日報》主編、《申報》《新聞報》特邀通訊員、《申報》駐京特派記者，辦過新聞編譯社，直至創辦《京報》。

   我們翻開厚厚的兩冊《邵飄萍選集》，深感600多篇文章就像600多聲炮響，是對袁世凱、段祺瑞和張作霖等的討伐；也像600多記禮炮，為馬克思主義、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等革命事業壯行。

   新聞，是他的戰場！

   邵飄萍協助蔡元培成立北大新聞學研究會，被聘為導師，每周去講課，加上《國民》雜志顧問的身份、發行量最高時達6000份的《京報》影響力，他在青年學生中具有較強號召力。1919年5月1日，邵飄萍獲悉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除了撰寫大量評論，他于5月3日晚參加了在北京大學召開的學界五三晚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1000多名學生和北京十幾年學校的代表，集會于北大法科禮堂，報告巴黎和會的情況。會場上群情激憤……”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40頁如此描述北京學界五三晚會，其實演講者就是邵飄萍。“現在民族危機系于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了。”五三晚會決定于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4日上午，邵飄萍又趕往國立法政專門學校，參加北京學生代表在那里舉行的午前籌會，對即將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作最后的醞釀。當天下午1點多，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在不少研究者看來，邵飄萍是五四運動的直接發軔者。

   新聞救國，還在于他培養了一批新聞人才。電視連續劇《覺醒年代》第19集，再現了邵飄萍與毛澤東的交往場景。毛澤東當時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常去聽邵飄萍在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的課，并經常得到他的幫助。毛澤東后來回湖南，辦了《湘江評論》。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方漢奇說，這無疑受了邵飄萍的影響。1936年，毛澤東曾對斯諾說：“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上世紀50年代，他對新聞界人士談話時談到：“胡適臺灣吹，說我是他的學生。其實，我是邵飄萍的學生。”甚至在1974年一次接見外賓時，他還談到過邵飄萍。

   新聞救國，更在于“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最有代表性的便是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邵飄萍與魯迅的配合。兩人因為在《京報》開設“莽原”副刊而結識，這時更像兩位勇士并肩而戰，一個“鐵肩辣手”，一個“橫眉冷對”，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發出怒吼。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僅有一點相像。”——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二》

   “世界各國無論如何專柜暴虐之君主，從未聞有對徒手民眾請愿外交而開槍死傷數十百人者！”——邵飄萍《可謂強有力之政府矣》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二》

   “此項帳目，必有結算之一日。”邵飄萍《世界空前慘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

   邵飄萍因揭露張作霖出賣民族利益的真相，并30萬大洋“封口費”而遭暗算，于1926年4月24日被捕，26日凌晨被秘密處以死刑，所謂罪行是“勾結赤俄，宣傳赤化”。

   盡管邵飄萍曾在絕筆《飄萍啟事》中說自己“尚無黨籍（將來不敢預定）”，但羅章龍于1984年證實，邵飄萍于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介紹人正是他和李大釗。

   魯迅在為“三·一八”慘案而寫的《紀念劉和珍君》中說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嗚呼，這何嘗不是他的戰友——邵飄萍的寫照？！

潘漠華：從詩人到戰士

   當邵飄萍在北京發動五四運動時，潘漠華還在家鄉小學教書。第二年秋，他考進浙一師。

   武義縣坦洪鄉上坦村依溪而建，兩山相峙、一水中流，林木蔥蘢、古樹參天。這里就是潘漠華的家鄉。

   查閱史料、聽后人講述、翻看友人回憶錄、參觀紀念館和故居……我從未懷疑人都有多面性，仍驚嘆于詩人和戰士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竟自然地集于他的一身。

   年少時的漠華，曾因封建禮教愛而不得，也因好友境遇凄慘而怒這世間之不公。這些經歷，是他日后作詩、寫小說時凄苦基調的成因，也反映了他對勞苦大眾的強烈同理心。他曾在《離家》中寫道：

   母親的悲苦，從衣縫里出來；姊姊底悲苦，從頭發里出來；哥哥底悲苦，從手掌心里出來；他們結成一個縝密的悲苦的網；將我整個多著在那兒了！

   1924年，潘漠華考取北京大學文學院預科，在李大釗等人影響下，把革命斗爭與文學創作結合起來。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他以不同筆名在《京報》副刊等多種報刊上發表文章，斥責帝國主義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賣國行徑。

   也是在1926年，潘漠華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從詩人到戰士，他踏上斗爭之路。

   他參加過北伐革命軍，回過家鄉秘密發展黨組織、發動起義，當過教師宣傳黨的事業，組建過北方左聯為黨的事業提供極大支持……

   他是一位無畏的革命者。友人侯外廬曾在回憶時提到，1932年，五卅紀念，游行隊伍拉得很長，漠華拿著一把網球拍，走在最前面。行至王府井大街南口，日本兵在日使館操場散開臥倒，向游行隊伍拉槍栓作射擊狀。漠華右手揮動網球拍，左手揮舞拳頭，帶頭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擁護抗日軍，擁護蘇維埃！帝國主義從中國滾出去！”跟著他的聲音，成千上萬游行人員一同高呼，聲浪如同海上洶涌波濤。

   自從參加革命，潘漠華幾乎擱下了自己鐘愛的詩歌，為新的事業而奔波。如翻譯外文小說，將出版費用于救濟落難同志。如寫影評、評論，以稿費維持日常活動需要。在多地以教師身份作掩護，介紹無產階級的進步文學，抄寫傳單、指導編寫抗日救國墻報。

   漠華不再寫詩，或是因為有了革命理想，便超脫于個人喜悲，不再囿于紙間，而是傳道于講臺、播撒于大眾，讓更多人以斗爭精神從磨難中奮起。

   革命中，漠華先后4次入獄，非但從未叛黨，還想方設法將獄中得來的情報傳出去。1932年冬，在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時不幸被捕，1934年12月24日被害。

   短短32載，前半生一度沉浮于生活旋渦、傷春悲秋的潘漠華，在遇到馬克思主義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找到了從悲苦中解救自己、解救大眾的道路。他認定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并非虛無而是實有、不但實在而且具體。我想，這正是他奮不顧身、赴湯蹈火、不怕犧牲的根源吧。

   正如他在詩歌《再生》中寫道：

   我想在我的心野，再摛攏荒草與枯枝，寥廓蒼茫的天宇下，重新燒起幾堆野火。我想在將天明時我的生命，再吹起我嘹亮的畫角，重招攏滿天的星，重畫出滿天的云彩。我想停唱我底挽歌，想在我底挽歌內，完全消失去我自己，也完全再生我自己。

   好一個完全再生我自己，好一個從詩人再生而來的革命勇士！ 

雷燁：在戰壕里發出吶喊

   學習雷燁事跡，起初讓我們感慨的是他的家境。大多數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都有不錯的家境，但雷燁不同。

   因為父親積勞成疾中年早逝，全家的重擔落在了母親的身上。母親非常重視教育，雷燁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七中學（金華一中前身）。由于日夜操勞，母親也積勞成疾，不久后去世。雷燁才讀完初二，不得不輟學回家，挑起照顧弟妹的重擔。

   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侵華，雷燁對革命的向往越來越強烈。“不會于這世界上空跑一趟。”他將弟妹都作了安排，有的促其嫁人，有的送作童養媳，有的被送至杭州省立貧兒院。

   1938年春，典賣家屋、最后一次去貧兒院看望弟弟后，24歲雷燁和好友作別，啟程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并加入中國共產黨，赴晉察冀邊區任前線記者團記者。

   從金東（金義新區）孝順鎮后項村，到杭州，到延安，再到冀東，雷燁在戰壕里用攝影與文字給戰友們勇氣與力量。

   他真實地記錄下日寇的暴行。

   “親人在哪里？老人的哀嚎以外，聽不見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聲和老人的咳嗽，沒有炊煙也沒有燈光……黃昏里，在潘家峪，我們向誰告辭呢？”1941年1月25日，日軍血洗河北省豐潤縣潘家峪，制造了慘絕人寰的“潘家峪大慘案”。雷燁第二天趕到現場，殘垣斷壁，成堆的尸體，有的燒焦成團扭結似在掙扎……他流著淚記錄下了日寇瘋狂屠殺無辜平民的罪證。

   在那組照片中，有個仰天張著嘴大哭找媽媽的孩子，如同那些年孱弱的中華民族，在哭泣！燒黑了的尸骨堆滿了院子，1300人的村子，只剩下20個幸存者。有一個村民低頭尋找，可哪一具才是親人的尸體？

   他在《慘殺場視察記》中寫道：“我憤怒地彷徨，張望——昔日向我親切稱呼同志的兄弟們，親切關懷掛念我們的老人，曾經為我們殷勤做飯的嫂嫂和妹妹……此刻含著無限的愁怨，橫在夕陽斜照里。”他把自己痛苦燃燒的心，放在人民憤怒的海洋里，合成一片云響，向世界吼出了悲壯。

   他激勵戰友化憤怒為力量。

   “別怕，冀東有從奴役下戰斗起來的冀東人民。他們在訓練，他們在起義，他們在紀念！”

   “冀東是誰的？不是日寇的，是我們的！我中華民族這一柄復仇復土之劍，必將愈磨愈利，直指黑水白山，直指日寇心脈！”

   他鼓舞戰友奮勇殺敵，為民族解放而前仆后繼。

   “在戰壕里準備好了明早就沖出去！抗大是一道堅強的戰壕吧！感謝抗戰的血火，感謝它燒紅了這巨塊銅鐵……”“你們走近戰斗，你們走近炮火！走吧！你們去了，后面就來了！”他為抗大學員鼓勁。

   “新收復的鄉村里，母親的濕潤的眼睛，凝視著冒著大雪花的隊伍，告訴自己的兒女：——孩子！新開來的隊伍是八路軍！”雷燁在長篇通訊《我們怎樣收復了塞外的鄉村》中這樣書寫。

   “青春的鷹！勇敢的鷹！冀東年輕的子弟兵！”雷燁在吶喊。

   1943年4月，雷燁在工作期間突發敵情，突圍時與敵人遭遇，終因寡不敵眾而犧牲，年僅29歲。

   我們一直在想，為什么他的文字如此充滿力量？這力量來自理想，來自炮火，來自中國人民為追求獨立和解放的必勝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