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閃耀時，“覺醒天團”在此聚首

   五四前的“不眠之夜”，報館社長為何出現在北大學生的愛國集會上，并首先演講？

   史料中不難找到答案。邵飄萍在集會中的身份之一，是“北大新聞學研究會講師”。集會前，邵飄萍每周日來到沙灘紅樓第34教室或理科第16教室講授采訪課，已半年有余。他非北大人，卻與北大精神十分契合。邵飄萍不僅讓真理的種子在自己心中茁壯成長，也將它播撒到社會的廣闊天地中。

   1918年春，邵飄萍聽說蔡元培計劃成立“新聞演講會”，認為此舉有助于為國內新聞界培養人才，便寫信給蔡元培，想要促成這件事。10月14日，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成立，填補了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空白。

6月29日，參觀者在北大紅樓內參觀。新華社記者鞠煥宗攝

   沒想到，這個研究會，聚起了一個群星閃耀的“朋友圈”。新聞學研究會第一期會員中，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羅章龍等，后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成員。

   當時，新聞學研究會的辦事處就設在北大紅樓日刊處，每逢周一、周三、周五晚8點至9點，全體會員聚集在理科第16教室聽課、研究、議事。邵飄萍每周有一到兩節課，講授新聞學基礎知識、新聞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對記者的修養要求。

   他的新聞觀中很早便充滿“人民意識”。在新聞學研究會，邵飄萍不僅傳授理論研究，還希望借此培養一批精干的記者，能報道勞動人民的疾苦和罷工斗爭。因此他在授課時，除講授一般的新聞基礎知識外，特別注重政治、經濟及勞工情況等報道。講課之外，還組織學生外出參觀、到報館實習，鼓勵學生貼近社會、為民執言。他尤其強調記者要“以品性為第一要素”，以“不欺閱者為第一信條”。

   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也是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會員。林齊模介紹，青年毛澤東新聞觀的形成與邵飄萍聯系密切。1919年2月19日，毛澤東參加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改組大會，聽邵飄萍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毛澤東曾多次拜訪邵飄萍，還得到邵經濟上的接濟”。在北大，他聽了好幾個月邵飄萍的課，被邵飄萍“記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犧牲”“俠義、勇敢、誠實、勤勉”的觀點打動和影響。回到長沙后，他創辦了《湘江評論》等報刊，聲名鵲起。

   1936年，毛澤東在陜北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起在北大的日子，依然熱情地回憶邵飄萍：“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到了晚年，他仍稱：“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這是6月24日拍攝的京報館舊址（邵飄萍故居）。新華社記者陳鐘昊攝

   共同的志趣也讓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的李大釗與邵飄萍結為伙伴。他們共同反對“二十一條”，一揭一呼，掀起“倒袁護國”運動。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既是輿論的先導，又是運動的直接發動者和支持者。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史上，他們二人均是當仁不讓的先行者。

   與邵飄萍聯系甚密的還有魯迅。單是1924年至1927年間，魯迅就在《京報副刊》發表雜文40余篇，留下了《如此討赤》《并非閑話》等許多膾炙人口的名作。后來，魯迅還在邵飄萍的催促下創辦雜志《莽原》。三·一八慘案發生后，邵飄萍與魯迅更是聯合“作戰”，對段祺瑞政府的暴戾恣睢深刻揭露和無情批判，使《京報》《京報副刊》《莽原》成了討伐段祺瑞政府的堅強陣地。“鐵肩辣手”的邵飄萍和“橫眉冷對”的魯迅，儼然成為這一陣地上的主力戰將。

   縱橫正有凌云筆。中國近代史，某種意義上，也是一段近代知識分子以筆為槍抵抗強權的歷史。在黑暗中，梁啟超、魯迅、邵飄萍……以及那些湮沒在歷史長河中、未留下姓名的進步人士，用自己的筆，為這個民族的光明探好了路。